張居正在萬歷初期進行了一次大改革，其中內容非常之多。

　　不過對于魏廣德來說，他知道的也就是兩個，一個是考成法，還有一個是一條鞭法。

　　看到張居正讓人送來的章程就知道，首輔大人這是打算大刀闊斧干一把大的了。

　　對于張居正的動作，魏廣德當然不會阻撓，甚至還很樂意助推一把。

　　畢竟，他并不清楚張居正具體的改革內容，但是以后世的眼光，都認為張居正的改革對于大明恢復國力來說是卓有成效的。

　　既然是對的，為什么要反對？

　　繼續看下去，“臣等竊聞堯之命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皋陶之論治曰，率作興事，屢省乃成。

　　蓋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

　　若詢事而不考其終，興事而不加屢省，上無綜核之明，人懷茍且之念，雖使堯舜為君，禹皋為佐，亦恐難以底績而有成也......

　　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

　　部臣議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郵而傳之四方，則部臣之責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

　　某罪當提問矣，或礙于請托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于可否之說，難于報聞......

　　臣居正當先帝時，曾上《便宜六事》，內《重詔令》一款，亦嘗亹亹言之，隨該吏部題復，欲各衙門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撫按官，皆明立程限，責令完報，然亦未聞有如期令而以實應者.....

　　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置文簿，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

　　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后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注銷，過期稽緩者，參奏。”

　　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行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底簿，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

　　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銷......

　　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明旨，或復奏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注銷......”

　　魏廣德把張居正所擬奏疏反復看了兩遍，看到奏疏抬頭留白，心頭瘙癢之下，提筆在其上書寫了奏疏名——《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要說這考成法，其實也算簡單，但是對應這個時代來說，還是頗顯得有些麻煩。

　　它的具體做法就是在每個衙門都放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記本衙門的事務，作為底冊，將一些沒有必要考察的公事進行剔除。

　　然后再造兩本一模一樣的簿籍，一本放在六科，進行實行一件公務就注銷一件，沒能按時完成的就交給六科中所對應的科進行處理；另一本在內閣，以備內閣隨時檢查。

　　后世公文也有專門的閱示頁，一般分成幾欄，每名看過公文的官員都要在上面書寫意見、簽名及留下時間，有的還要特別注明交某某閱覽，其實就和考成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后世政府部門分工很細，每一份文件幾乎都可以落實到經辦人員催問，所以到最后就成了過一道道程序，就是看上面的簽名是否完整。

　　領導都批示同意，文件自然就生效，或是提出上會討論什么的。

　　大明朝人浮于事，其實也只是后世的說法，實際上大明朝的官員數量是真不多。

　　即便補充一批書吏進衙門幫忙，但受制于小政府模式，其實每個衙門的官吏數量也不算多。

　　本衙門內的公文倒是不會受太大影響，但是跨衙門的公文就很難說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兒記錄下來，隨時可以追查問責，無疑是提高辦事效率的一個辦法，特別是對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諉的時候，有這份記錄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執行情況。

　　張居正死后，閣臣申時行等人以為考成之法，不過催征錢糧、捕獲賊犯、提問官員三事其實是有失偏頗的。

　　以史為鑒，我們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經遇到過了，所以，這也是為什么說要多讀史書的原因。

　　張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樣，不是無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東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據以前的制度改革發展而來。

　　據《周禮》的記載，周天子會定期巡視各諸侯國，考察每個諸侯的政治業績，同時還要求諸侯們定期述職。

　　六國統一以后，秦國制定了《為吏之道》，是專門審查考核職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課制度就已經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編就是“考課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關于官員職務犯罪的《職制》篇，可以看出對官員的考課已經法制化了。

　　考課，其內容就是調查官員的功過和業績，官員的升官降職、賞罰以及俸祿就與考課相關，同時也是整頓吏治和鼓勵官員的有效方法。

　　宋代機構冗雜，多余人員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視資歷，卻不重視政績，導致考課比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訓，考課制度更加嚴格。

　　因為皇權的強化，明代的考課制度更加維護君主專制，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選授、勛封、考課之政令”，都御史的重要職責則是“遇朝覲，考查，同吏部司賢否黜陟”。

　　這兩個機構相輔相成，不僅分工協作，而且相互監督。

　　管理考核有考滿和考察兩個系統，考滿是“內外官滿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謂的“古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遺意”。

　　因為根據官員所在的地區和等級的不同，考滿體系和內容以及晉升任免的標準會不同。

　　張居正的考成法源于以前的考課制度，由于沒有整肅朝廷的紀律，官僚腐敗現象頻頻發生。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上《陳六事疏》中就寫道，“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

　　由此可見，明代吏治到隆慶的年間已經破敗不堪，主要弊端就是對于皇帝的詔書，官員只進行傳達，對于實行過程、執行結果也無人過問，這就使朝廷的詔書成為擺設，沒有實效。

　　當然，申時行認為的考成法就是催征錢糧之法，雖然確實是考成法重要一環，但在萬歷初期解決朝廷財政困窘局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時國家的財政狀況差，主要就是受到土地兼并和征稅困難的影響。

　　農民為兼并土地而承擔了各種的賦稅，最終難以承擔起巨額稅金，甚至使農民破產逃亡，讓人民流離失所，這就是當下的經濟背景。

　　另外，由于民間滯納課稅的現象日益嚴重，不僅是課稅業務，也導致了整個朝廷財政的不景氣。

　　所以在地方上推出考成法，根本初衷也確實就是為了催征錢糧。

　　以往每到戶部揭不開鍋來的時候，就會向地方催征拖欠稅賦，而張居正的考成法則直接讓拖欠的官員要為此負責，所以自然不敢縱容豪紳拖欠。

　　雖然在此過程中，確實也讓一部分百姓為此破產甚至被迫逃亡，但實實在在的，在考成法推出后，大明十三省拖欠稅賦大減也是不爭的事實。

　　之所以大明朝出現拖欠賦稅，小民自然是做不到的，也只有地方豪紳能夠做到，還是和官府相互勾結之下進行的。

　　每到國中有大喜事或者新皇登基，必然大赦天下，而赦免的不僅是一些罪行輕微的人犯，還有就是這些拖欠的賦稅。

　　試想，只要能拖過幾年，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登基，稅錢就不用出了，這么有利益的事兒，誰會不想干？

　　而地方官員雖然是流官，可為了治下安穩，對此也多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他對此地豪紳網開一面，別的官員也會在他老家對自己的家族格外開恩，最終不是大家都得利，只有朝廷吃虧。

　　好吧，朝廷家大業大，也不會在乎那么百十千兩銀子。

　　其實，治理一個國家，根本就在于財政。

　　朝廷有錢，有災可以賑濟，開出足夠餉銀也可以練精兵，即所謂富國強兵。

　　雖然文士以視錢財如糞土標榜自身清高，可入朝為官，還真不能再這樣做。

　　通過建立制度，合理的向民間收取適當的稅收，國家財富在支用之余還有結余，也就能富國強兵。

　　只不過一般在王朝末期，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導致民不聊生，才會逼迫百姓起來反抗，隨之王朝覆滅。

　　其實造成這個的原因，就是王朝還是知道錢財的重要性。

　　但是，支用太大，沒有其他法子補充財源，就只能對升斗小民出手。

　　相比地方豪紳來說，小民的錢無疑最好搶。

　　只是，當小民的錢財被洗劫一空后，為了王朝財政平衡，最終還是會對豪紳下手，而這就是壓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實際上，小民作亂只會導致天下不穩，改朝換代更多還是因為豪紳也被逼迫。

　　他們有能力，有關系聯合起來，匯聚出更強大的實力造反。

　　歷史上的王朝更迭，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布衣起事，完成從社會最底層到最頂層的階級跨越，縱觀歷史再無第二人。

　　其他建立王朝的開國皇帝，無一不是豪紳階級，最起碼也是朝廷的一個小干部。

　　所以老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正造反成功的，多是統治階級中人倒戈，被統治階級造反成功的案例幾近于無。

　　由此可見，張居正的考成法對延續大明王朝的作用有多大，絕對不是催收錢糧那么簡單，而是真正可以做到為王朝續命。

　　再有之后的天下推行一條鞭法及為此展開的清丈田畝，補足了大明枯竭的財政。

　　這些，也是魏廣德自從見到張居正后琢磨出來的。

　　現在，張居正終于要開始屬于他的改革，魏廣德不僅不會反對，還會暗中支持。

　　是的，他選擇暗中支持，而不是旗幟鮮明的表明支持的立場。

　　他做為次輔，雖然要和首輔站在一起，但是對外，特別是對皇宮里的人看來，是要保持面和心不合才算穩妥。

　　若是他和張居正沆瀣一氣，怕是自己頭上的烏紗就要不保了。

　　而且，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統治階級里許多人的利益，這也是他最終晚節不保的原因。

　　太多人恨他，生前做不到，那就死后報復。

　　魏廣德不想如此，唯有成為張居正反對派的領頭人，才有可能保全他改革的成果。

　　對此，不需要和張居正明說，大家心照不宣即可。

　　魏廣德收好奏疏，對著外面喊道：“蘆布，進來。”

　　等蘆布進屋后，魏廣德把張居正的奏疏遞到他手里，吩咐道：“你送回去。”

　　“是，老爺。”

　　蘆布答應一聲，不過隨即試探著說道：“稍微等等再送過去，可好？”

　　“怎么回事兒？”

　　魏廣德狐疑問道。

　　“適才禮部尚書陸大人氣沖沖進了首輔值房，應該不是什么好事兒。”

　　蘆布答道。

　　“可知為了何事生氣？”

　　魏廣德問的自然是陸樹聲生氣的原因，這兩天內閣可沒有讓禮部不滿意的奏疏票擬，陸樹聲就算要發火，也不該把火力對準內閣才是。

　　“剛才我問了下，有人說是陸尚書又被傳到會極門接旨去了。”

　　蘆布沒有說的很明白，但魏廣德還是知道怎么個事情了。

　　早前馮保想要拿禮部尚書這個職位給自己牟利，想要拉攏朝堂上的官員，但是被魏廣德和張居正暗中聯手破壞，最后是陸樹聲出任了禮部尚書。

　　自此以后，馮保就對陸樹聲記恨上了，以為這位應該是花了大價錢才從張居正、魏廣德這里得到舉薦資格。

　　好吧，這樣的好事兒，居然沒有向他送錢，實在可惡至極。

　　于是乎，馮保凡是有對禮部的詔諭，一些以前都只是傳個話或者遞個條子就可以辦的事兒，非要隆重的把禮部尚書陸樹聲叫到會極門，正兒八經的傳旨。

　　這樣反復折騰之下，陸樹聲自然是很不滿。

　　“行，等人走了你再送過去。”

　　魏廣德也不想沾上此事，于是對蘆布吩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