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所提“六事”，雖談不上是具體國策，卻道出了明朝自“仁宣之治”后出現(xiàn)在明朝上層建筑內部的種種矛盾。
這些矛盾有文官集團和內監(jiān)集團之間的矛盾、文官集團和皇族統(tǒng)治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普通民眾之間的矛盾以及明朝的國防危機和武備松弛問題。
本質上來說，這些矛盾和問題絕大多數(shù)在這篇奏疏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及問題。
雖然已經看了幾遍，可魏廣德依舊覺得沒有能夠全部理解張居正疏中深意。
于是，自然而然，魏廣德打算今晚不僅要去陳以勤家里，和他討論一下，貌似還應該回家后再仔細揣摩一番。
不過，等晚上他從陳以勤府里出來的時候，手里不僅還拿著張居正的《陳六事疏》，竟然還多了一本高拱的奏疏，名為《挽頹習以崇圣治疏》。
這本奏疏是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末完成的，還沒來及得上奏嘉靖皇帝就駕崩了。
此疏中，高拱總結二十幾年來他體驗和觀察到的當世之時所存八大流弊：壞法、黷貨、刻薄、爭妒、推委、黨比、茍且、浮言，還提出了針對八弊的改革方案，言“舞文無赦、貪婪無赦、崇忠厚、獎公直、核課程、公用舍、審功罪、核事實”，簡稱《除八弊疏》。
只不過高拱上奏此疏給隆慶皇帝的時候，他正被“委以重任”為嘉靖皇帝抄書，所以并不知道，也沒有看過高拱的這本奏疏。
他沒注意，陳以勤自然不會放過。
在陳以勤看來，兩人的執(zhí)政理念是有頗多想通之處的。
談到此處，不僅讓魏廣德想起當初高拱和張居正關系似乎還非常親密。
不過相對來說，魏廣德在看了高拱《除八弊疏》后感覺，似乎高拱比張居正還要理想主義一些，其中如治貪婪和崇忠厚、獎公直等其實就很難分辨，完全就是憑借主官的個人判斷。
首先要保證主官沒有這些毛病，才能讓他的政策得以推行下去，而這非常難。
回到家以后，魏廣德也只是在后院看了看，就一個人鉆進書房里，拿著兩本奏疏研讀起來，想以此了解兩人的區(qū)別。
又看了兩遍后，魏廣德還真發(fā)現(xiàn)了一些不同，那就是在整頓吏治方面。
張居正更多的是談到讓官員勤政，雖也講綱紀，卻似乎有意無意并未說到要嚴刑峻法，把貪官污吏如何。
這或許也是因為當今大明朝，要找出足夠的清官，似乎已經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務。
既然沒有，那還不如讓貪官做事，不再瀆職，再通過考察，把做壞事、不合格的官員清理掉。
而高拱則是對貪官污吏是要痛下殺手的，而不是像張居正那樣，把貪腐先放在一邊。
由此，魏廣德不得不想到去年滿朝傾拱的盛況，官員們到底打的什么心思，其實已經昭然若揭。
“挽頹習以崇圣治疏，呵呵......”
魏廣德嘴角扯出一抹幅度，心想，若是嘉靖皇帝真看了這份奏疏，只怕當時就會把高拱給擼了，直接攆回老家。
至于原因，自然是你敢在英明神武的嘉靖皇帝面前說他的江山充滿頹習，還要他高拱來力挽狂瀾。
于是很快，魏廣德就把高拱的奏疏放在一邊，專門研究張居正的奏疏，因為他覺得貌似張居正更接地氣一點，有操作性，至少不會遭到滿朝大臣的圍攻。
第一條省議論，針對當下朝廷作決策時，總有很多人反對。
無論有多完美的方案，他總能挑出不少毛病，批駁得一無是處，你讓他說出對策時，他又說不出來，只顧將別人貶損得體無完膚，仿佛只有這樣才能顯得自己有本事。
由此的結果，就是讓陛下拿不定主意，錯過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任何一種決策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們應該看主流，要權衡利弊，經過努力，只要能做到利大于弊就行了。
如果事事斤斤計較，成天陷于無休止的爭論，不僅不利于解決問題，還有可能激化矛盾。
臣工們上奏章時，要直奔主題，不繞圈子，專心本職工作，少爭論。
這條，其實也可以看作是張居正針對的是明朝盛行的言官制度進行的一定限制。
朝廷專設了御史和給事中，這些官員品級較低，卻擁有監(jiān)督和彈劾高官的權力，而且喜歡事事都發(fā)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基本都是反對意見，只知道揭短不知道建言。
第二條振紀綱的目的，不僅是希望朝廷恢復原本的律法，更是對嘉靖皇帝當政四十多年時間里，賞罰不明，憑他的喜好，將大臣們升官或下獄這種行為進行的批判。
有罪無罪，全在皇帝一念之間，有司形同虛設。
之后的重詔令，就是要求各衙門接到了命令，必須在規(guī)定時間內辦理完畢。
如果完成不了，就要局面說明理由，并拿出解決方案。
對各種命令要登記造冊，完成后勾銷。
沒有完成的，要追究責任，根據(jù)官員完成任務的效率來考評優(yōu)劣。
張居正的辦法就是斬斷各部之間相互推諉扯皮，接到了命令就必須給出嚴格的說法，然后按照你的說法監(jiān)督你執(zhí)行，誰也不許消極應對。
換種說法，就是通過標準的文件格式來明確責任，量化任務，既便于督促，也便于考核。
第四條的核名實，國家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人，靠名氣判斷人才的方法，會造成那些踏實做事的人得不到晉升，相反那些夸夸其談的我，往往能升官。
長此以往，大家都不愿意做事，辦事效率低下。
對于任滿一定年限的官員，要進行精準考核，綜合其各方面的政績，按照“稱職”、“平常”、“不稱職”的等次，調整職位，獎罰名爵。
在這其中，張居正尤其提到佐貳官的升遷，九年考滿的官員，說明能力很強，就應該給予在本部升遷，而不是衙門之間相互調動。
第五條固邦本，其實就是解決財政窘迫之道。
財政是國之基石，老百姓的經濟狀況和合理的稅制，又是國家財政的基礎。
嘉靖朝的后十多年嚴嵩把持朝政，瘋狂貪腐，嘉靖皇帝潛心修道，不問政事，民窮財盡。
地方豪強兼并田地，將賦稅負擔轉嫁給底層民眾，使國家財政雪上加霜。
張居正希望抑制豪強，讓老百姓休養(yǎng)生息。
主張厲行節(jié)約，崇尚簡樸，以民為本。
當然，每次看到這條時，魏廣德的目光都會在那段所謂的名句“攘外必先安內”上盤桓片刻，不過這次，魏廣德雖沒有移開目光，卻是直接閉上眼睛。
這條最后幾句話，魏廣德似乎聞出了一絲血腥味。
隆慶元年時，因為國用不足，都察院派遣大批御史赴各地分道督賦，也就是催收各地賦役。
而張居正已經知道，這樣做的結果，“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于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
“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俗侈糜，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
魏廣德猛的睜開眼，眼睛不由得盯住其中一段。
“偏累小民。”
魏廣德似乎已經覺察到，張居正在寫這一事時，或許他對彌補朝廷虧空一事的目光，已經從“小民”身上移開，“窮困之民”何必索之。
張居正在這里，把大明社會區(qū)別成三類，官、民和小民。
其中各自指代非常清楚，魏廣德自然一看便知。
只不過他也很狐疑，張居正這是打算把“生財之道”打到“官民”身上了嗎？
他打算怎么收？
正篇奏疏里，都沒有絲毫提及，為此魏廣德還重新把奏疏翻了一遍。
他之所以如此重視此事，根本原因還在于他除了一點來自后世的見識外，并不比張居正、陳以勤等人聰明多少。
既然沒有經天緯地之才，魏廣德也就不打算去充這頭大象。
如果自己入閣，該入閣執(zhí)政？
像張居正那樣，把自己搞死，他當然不愿意。
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因此給張居正任何機會治罪。
張居正執(zhí)政時期，他可以說權侵朝野，即便是皇帝都要聽他的。
在魏廣德印象里，據(jù)說因為皇帝字處理朝政上和他意見有些相佐或是有點遲疑，他張居正就敢給皇帝臉色，讓皇帝不得不屈服。
要是自己有什么把柄被張居正抓到，他會不會威逼皇帝拿下自己？
所以，要避免這樣的事兒發(fā)生，他就必須提前知道他的想法，盡量避免犯這些事兒，不給他絲毫機會。
自己，或者說自己身后的人，可就是他奏疏里的“官民”，換句話說，張居正為朝廷生財之道，就著落在自己和身旁人身上了。
到這個時候，魏廣德總算明白自己一開始看張居正《陳六事疏》總感覺怪怪的，現(xiàn)在終于知道源頭在哪兒了。
“像魏忠賢那樣收商稅？”
魏廣德不自覺嘴里嘀咕道。
他記得后世把魏忠賢評價極低，根本原因就是魏忠賢為了給朝廷和自己撈銀子，把目光轉到商人身上，因為他就是窮人出身，自然知道老百姓已經榨不出油水來了，再壓榨只會逼迫百姓造反。
他當然不希望有人造反，因為倒霉的就是他。
張居正貌似和魏忠賢看法相似啊。
只是不同的是，貌似現(xiàn)在商人的權勢還沒有大到可以插手朝堂的地步。
明末那會兒，商人和官員之間的關系更加糾纏，根本就已經撕扯不開了。
據(jù)說江南、山西等地的官員，那個時候大多都是由商人出資支持舉業(yè)，所以在他們入朝為官后，多受制于商人。
魏廣德知道張居正主要功績是“一條鞭法”和“考成法”，可“一條鞭法”貌似和張居正關系不大，早就有了。
而且，“一條鞭法”對“官民”其實影響不大。
他應該還干了其他事兒。
魏廣德這時候已經有了判斷，張居正在控制權利后應該還做了更多的事兒，這些事兒可能才是直接把張家推進萬劫不復的原因。
魏廣德仔細回憶很久，也沒想到當初和張居正交往時，他有說過其他什么，對稅賦的意見，更多的還是因為復雜，他是很支持“一條鞭法”就是了。
魏廣德并沒有去考慮“隱田”“隱戶”一事，雖然他知道，但是他更知道，要做這些事兒，朝廷需要的海量投入，以及會因此遭遇到的阻力。
下面的官員，首先就會因為各自家族的原因甩手不干。
你在別的省搞這些事，那別人也可以清查你的家底，文官集團內部怎么能夠自己挖自己墻角呢？
算了，很晚了，就這樣吧。
魏廣德自動過濾掉張居正六事中飭武備一事，他自我感覺，貌似比張居正更懂，也更早著手準備。
其實，在魏廣德科舉后，也是想過做出些功成名就之事。
對于文官來說，還有比開創(chuàng)“盛世”更加名流千古的嗎？
只不過他知道再創(chuàng)“盛世”有多難，細節(jié)可以省略，最起碼要國庫充盈，老百姓豐衣足食。
開元盛世是什么樣子？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這是對內。
而對外，大唐周邊已經沒有了大的威脅，即便是大唐屢次征剿不利的吐蕃，也因為大唐帝國強大的國力，在連年征戰(zhàn)中苦不堪言而選擇請求和親，以結束這種戰(zhàn)爭狀態(tài)。
是的，在大唐時期，唐帝國的主要敵人并不是北方草原上的突厥，而是西藏高原上的吐蕃。
唐軍很難大規(guī)模攻入高原，強烈的高原反應讓每次進攻的唐軍都苦不堪言，戰(zhàn)爭的主動權始終都被吐蕃掌握。
也就是這樣對內對外的環(huán)境下，才鑄就了華夏歷史上少有的“盛世”。
魏廣德過去的想法是“輕民賦”，朝廷財政通過開海，對出口商品征收重稅解決朝廷財政難題。
就算不能解決，最起碼緩解也是好的，讓百姓能夠休養(yǎng)生息。
而對外，則是啟用能征慣戰(zhàn)的將領，訓練出一支戰(zhàn)無不勝的軍隊，直接把北方蒙古給推了，再“犁庭掃穴”，徹底解決東北隱患。
記憶里，他似乎記得有個“萬歷三大征”，其中有援朝抗倭的戰(zhàn)爭，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時候。
若是那是他還在朝堂，肯定不會那么輕易結束戰(zhàn)事。
倭島，在西方航海家們眼里，那就是金銀島，怎么可以隨便就放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