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人，祖籍宋國栗邑，是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三歲喪父，家道中落，早年做過管糧倉、管放牧的小官。

　　他“少好禮”，自幼熟悉傳統禮制，青年時便以廣博的禮樂知識聞名于魯，從事儒者之業，以辦理喪祭之禮為生。

　　中年聚徒講學，從事教育活動。

　　年五十，曾一度擔任魯國的司寇，攝行相職，積極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不久因與當政者政見不合而棄官去魯，偕弟子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學說，終未見用。

　　晚年回到魯國，致力教育事業，整理《詩》《書》，刪修《春秋》，以傳述六藝為終身志業。

　　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游列國十四年，修訂六經。

　　去世后，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論語》，該書被奉為儒家經典，對后世影響深遠長久。

　　在中國歷史上，孔子被尊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和圣人，被后人尊稱為“至圣先師”。

　　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仁、禮、義、智、信等方面。

　　他認為，人們應該以仁愛為中心，尊重禮儀，遵守道德，注重教育和修養，以達到個人的完善和社會的和諧。

　　他強調“君子”應該具備的品德和行為規范，如忠誠、正直、謙虛、勤奮等，也提倡“以德治國”的思想。

　　他的教育理論包括“學以致用”、“三綱五常”等，強調教育應該以培養人的德、智、體、美為目標。

　　然而，對于孔子的評價，歷史上也存在一些爭議和分歧。

　　一些人批評孔子的思想和教育理論過于注重禮儀和等級制度，對女性和下層階級不夠尊重和平等。

　　有些人認為孔子的思想過于保守，對改革和進步缺乏積極性。

　　還有一些人認為孔子的政治主張過于理想化，無法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

　　而對于孔子周游列國的行為，許多人也更加相信他是為了謀求官位，雖然尊崇孔子的人，更加相信他是在為自己的理想而行動，通過周游列國，向各國的統治者兜售自己的思想。

　　而他兜售的思想，在另一些人看來，就是儒家的禮儀和等級制度。

　　總之就是一句話，孔子是在為做官而周游列國，傳道只是順帶，由此得出孔子其實是個官迷。

　　畢竟，他在魯國剛剛被剝奪了官職，于是就跑出魯國去別國求官。

　　這是什么行為？

　　雖然春秋時期，從歷史上來說，還是屬于周朝，雖然下面分成很多諸侯國，但大一統的周王朝還在，他的行為算不算叛國，也不好說。

　　魏廣德也是這么認為，孔子的行為，到底是為了做官還是為了做官后推行他的施政方針，建立他理想中的國度，這個真沒法判斷。

　　但是從孔子后人的行為來看，也還真不好說什么。

　　此時的大明，《三國演義》的話本銷售火爆，大家對這書里的內容可謂如數家珍，而其中對呂布的評價，“三姓家奴”也是深入人心。

　　好吧，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百姓對呂布這樣反復無常的小人行徑很是不恥，朝廷也鼓勵百姓忠君愛國。

　　不過魏廣德受到后世影響，對至圣先師的后人頗有微詞。

　　只是畢竟都是后世的事兒，此時當然是不能說的。

　　所以，他對張居正提到小皇帝朱翊鈞想召衍圣公到京城支持孔廟祭祀這個事兒，并不是十分支持。

　　絞盡腦汁之下，總算是想起之前山東奏報的消息，此時提出正好可以阻止此事。

　　張居正聽到魏廣德說起，當代衍圣公孔尚賢正在為祖母去世守孝，就知道此時傳召他進京甚為不妥。

　　孝道，也是儒家很重要的一部分，衍圣公當然要做表率。

　　“原先我并不知道有此事，若真是守孝期間，還真不能下旨傳召他到京。”

　　張居正緩緩開口道。

　　“是啊，至圣先師祭祀，若是可以有衍圣公后人主持自然是最好的，可惜衍圣公在家丁憂，最近兩年怕是難以成行。”

　　魏廣德面無表情開口說道，“陛下那里，怕還要請叔大兄解釋一二才好，免得惹陛下不快。”

　　“嗯，此事吾知道該如何做。”

　　張居正點頭說道。

　　話雖如此，但張居正看著魏廣德的表情，心里還是犯著嘀咕，他感覺到魏廣德在聽到他說起這事兒時，臉上表情可有些不對。

　　讀書人，就算是心學門人，說起至圣先師都應該是一臉欽佩的申請，但是他在魏廣德臉上看到的只有淡然。

　　仿佛說到的，只是一個普通的家族一般。

　　魏廣德不算讀書人？

　　這顯然不可能。

　　不讀四書五經，科舉根本無望，因為科舉考的就是這個。

　　只要跟著老師讀書，就不可能不拜祭至圣先師，說他是萬世之師也并沒有過獎。

　　他的思想，穿越幾千年，影響幾十上百代人，所以才有了“千秋帝王之師，萬世人倫之表”的贊美。

　　就算反對儒家之人，都不可能否認孔子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魏廣德對此事的漠視，倒是讓張居正產生了別的心思。

　　說起來好笑，因為此時朝中正有一股暗流在涌動。

　　而涌動的源頭，正是關于孔廟從祀牌位。

　　孔子是“萬世師表”，歷朝歷代，對于祭祀孔子的孔廟都十分重視。

　　孔廟的格局，除了孔子本人的牌位、塑像以外，還有“從祀”者的安排。

　　孔廟供奉的不止孔子一人，除了亞圣孟子、孔子的弟子們之外，后世歷朝歷代，受到認可的“先賢大儒”，經過皇帝批準，也可以得到“從祀”的地位。

　　死后，名字寫在牌位上，放進孔廟，永遠享受香火與祭品。

　　孔廟從祀，就是讀書人畢生榮譽的極致，這意味著他們的學識受到其他人的認可，必定是政界、學界、民間公認的“大師級”人物不可。

　　而現在，朝中就有關于變動孔廟從祀牌位的要求。

　　誰有資格入孔廟從祀，往往需要一番爭論，斟酌再三，多方博弈。

　　關鍵這個人還是一個影響力很大的人，他就是心學王陽明。

　　王陽明死后，冒出來許許多多王陽明的弟子，天下靠王陽明吃飯的人多了，其實后世，依靠販賣王陽明故事混口飯吃的依然大有人在。

　　于是，關于王陽明能否從祀孔廟的問題，表明上來看是關于王陽明在儒學界地位影響的問題，暗地里也變成了事關許多人前途命運的大問題。

　　王陽明尊貴了，陽明弟子才跟著尊貴，王陽明進入孔廟了，陽明心學才能真正成為“顯學”。

　　起初，孔廟中雖有配享之人，但未成體系。

　　到了唐朝，在唐太宗的詔令安排下，孔廟的從祀制度，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

　　原先配享孔廟，得以受祭祀的，只有顏回等孔子的親傳弟子。

　　而唐太宗把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的牌位奉入孔廟，一下子擴大了從祀的范圍，也意味著，與孔子一起接受祭祀，不再是其親傳弟子的專利。

　　凡是對儒家思想有貢獻者，死后，都有成為“先賢”、被后世朝拜的資格。

　　爾后歷朝歷代，孔廟從祀的名單都有所增補變化。

　　其中王安石算是比較倒霉的，他曾短暫地獲得“配享”資格，在孔廟中地位僅次于顏回與孟子，但旋即被撤出。

　　而到了南宋，程朱理學的幾位代表人物朱熹、二程兄弟、張載、周敦頤這“五子”，也都陸續進入了從祀名單。

　　這樣安排，無疑證明了程朱理學在當時的崇高地位。

　　宋朝的理學家們都入了孔廟，明朝的理學家們當然也要緊隨其后。

　　隆慶年間，明初的大儒薛瑄被奉入孔廟，而到了現在，又有一部分言官提出，應該再次更新從祀名單，而變動的原因，就是希望從祀名單里增加王陽明。

　　這個薛瑄是什么人？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東河津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學家、文學家，河東學派的創始人，世稱“薛河東”。

　　薛瑄為永樂十九年進士，官至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天順八年去世，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號文清，故后世稱其為“薛文清”。

　　隆慶五年在高拱支持下，從祀孔廟。

　　薛瑄繼曹端之后，在北方開創了“河東之學”，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為大宗。

　　其學傳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呂大鈞兄弟為主的“關中之學”，其勢“幾與陽明中分其感”。

　　一個學說和王陽明抗衡的人已經早幾年就入享孔廟，沒理由創立心學的王陽明就不能。

　　王陽明的成就，到底夠不夠資格進孔廟？

　　《左傳》里頭，有一個很出名的“三不朽”理論，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

　　這三個指標，成為后世衡量成就的標準。

　　首先說這三大標準中要求最低的“立言”，說白了就是得著書立說，作出一定的理論研究，如果入孔廟從祀，那必須對儒學思想有突出的貢獻。

　　這一點，王陽明做到了。

　　他的心學理論，上承宋朝陸九淵，在程朱理學之外別開生面，是明代思想史中繞不過去的重要內容。

　　他廣收弟子，即便在死后，其學術思想也能由他的弟子們繼續發揚光大。

　　直到晚明，心學思想依然有不小的影響力。

　　雖然一直有人說王陽明的心學源自佛家，但究其根本，王陽明心學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借鑒了一些佛家和道家思想，但其思想本質屬于儒家思想。

　　再來說“立功”，王陽明的功勞，那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平定寧王叛亂。

　　在嘉靖朝時，王陽明甚至得封伯爵，而后繼續發揮余熱，總督兩廣，多次平定當地的叛亂。

　　而最后就是“立德”一項，如果按照“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的標準來衡量，似乎要求有點過高了，只有堯舜禹湯那種傳說中的君主才能達到。

　　不過，僅從字面意思來看，論品德，王陽明也做的相當不錯。

　　他立身極正，修身齊家，私德方面，幾乎無可指摘。

　　為官清廉，造福一方，公德也可以打滿分。

　　即便是最擅長挖人隱私的明代八卦作者們，所能找出的爭議之處，也只有一點，他怕老婆。

　　由此看來，王陽明功勛卓著，品德無虧，還成一家之言，這水平，孔廟從祀應該理所當然才是。

　　但朝野上下，有關王陽明是否可以孔廟從祀，爭議依舊很大，主要就集中在這個“立言”上了。

　　王陽明的心學，甫一出現，就引發了極大的爭議。

　　眾所周知，心學思想與程朱理學在很多方面都大相徑庭，在程朱理學把持了話語權，并已統治思想界幾百年的情況下，如何可能繞過程朱理學？

　　王陽明很機智，他寫了一本《朱子晚年定論》，寫這本書就是對朱熹的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當然，鑒于程朱理學的權威性與影響力，王陽明不敢直接指斥朱熹說的不對，而是換了一種方式，他認為朱熹的思想在晚年有了轉變，而這個轉變的趨勢，就是更加傾向于心學的方向。

　　他以自己的理解，對朱熹的思想重新進行了闡釋，并且宣稱，你們對朱熹的理解都有錯，我才是對的。

　　他耍這點小聰明，是在既不得罪朱熹，不背負“毀謗圣賢”的罵名，又能繼續推行自己的學說，也可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但是，再怎么打擦邊球，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永遠是分歧極大，怎么也搞不到一起去。

　　由此，程朱理學的信徒自然是不待見“歪曲”理學的人，反對王陽明從祀就很好理解了。

　　只不過到現在，這種爭議還沒有真正進入朝堂，也就是還沒有大臣上奏。

　　但私底下，爭議不斷。

　　而此時的張居正，自然以為魏廣德是站在心學一邊。

　　不管怎么說，心學的大本營就在江西廬山白鹿書院，魏廣德家就在九江，自然和心學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才對。

　　不讓孔尚賢到京，難道是怕理學的人聯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