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已經致仕后的徐階雖然在官場上人脈還在，可是這點人脈對上回朝后的高拱，那當然是不夠看的。

　　可是徐階也不能坐以待斃。

　　開什么玩笑，堂堂大明帝國首輔，下臺后被自己的手下敗將收拾，說出去他徐階的臉該往哪里擱？

　　如果說一開始接到門生張居正的書信，讓他一時手足無措，到現在，他總算是想到了破局之法。

　　你高拱是皇帝的老師不假，在裕袛時跟著隆慶皇帝過了九年，你簡在帝心，那又如何？

　　我就抓住你愛惜羽毛的性格，你不是律己甚嚴，凡事都要做到最好，讓人無可挑剔嗎？

　　我就要讓人在京城散布流言，說高拱復出，必然對趕走他的人實施瘋狂的報復。

　　人人皆如此言，我看你高拱還能那我作甚。

　　徐階已經盤算好了，到了那個時候，高拱一回到京城，面對這樣的流言蜚語，還就不信高拱會硬頂著出手辦他。

　　“報復”兩個字，會像是魔繩一樣，緊緊捆住了高拱的手腳，凡是當年攻擊他的人，他都不敢動。

　　只要一動，那就是你高閣老打擊報復，罪名就算坐實了。

　　就在徐階為找到應對高拱回朝的辦法沾沾自喜，開始大快朵頤的時候，應天巡撫行轅里大堂上，海瑞卻也是煩了難。

　　此時，他正看著公案上堆積如山的狀紙有些束手無策。

　　這些狀紙，大多是轄地內百姓狀告徐家的，其中說的最多的就是徐家子利用徐階當朝輔臣的身份，聯合地方官府和潑皮無賴巧取豪奪，或低價或故意制造冤案等方式為非作歹，侵占土地。

　　而在看這些狀紙中，海瑞也覺察到徐家擁有的土地數量之多令人咂舌。

　　一桌子告徐家違法侵占土地，而且這還不包括一些人家的投獻。

　　其實要說以海瑞的官職要查查徐家到底有多少田地還是很簡單的，只需要通知下面的府縣清查田畝賬冊，上面可是對轄區(qū)內田地主人有詳細記錄。

　　只需要一查，就能知道徐家到底有多少田地。

　　可是海瑞卻是不能這么做，因為他知道自己即便這么做了，其實也是無用功，因為狀子里有寫，那就是很多土地，并沒有直接掛到徐家子名下。

　　為什么要說是徐家子而不是徐階，因為這些狀紙所告的時間段，徐家做主的是徐階的兒子，他本人還在京城做著內閣次輔，自然沒機會作出這許多事兒來。

　　就算遠程指揮，對于一個堂堂次輔來說，也是說不過去的。

　　作出的這些事兒，嚴格來說應該和徐階沒太大關系，而是他的兩個兒子以及其他侄子、家奴缺乏約束，欺下瞞上，為非作歹。

　　只是現在，狀子都放在自己案前，海瑞自然不能視而不見。

　　查吧，這事兒貌似牽扯太大。

　　可以想象，光是這些因為受害人不忿而遞上來的狀子就這么多，涉及土地龐大，那還有其他沒有告上來的呢？

　　不由得，海瑞也想起當初徐陟狀告其兄徐階的事兒，說的就是徐家子弟、家丁在外為非作歹、禍害一方。

　　看著這些狀子，除了田地糾紛就是商業(yè)買賣上的，就覺得頭大如斗。

　　江南的商人，很早就已經開始合股做買賣，而徐家就是其中非常活躍的一股資金。

　　不過，這些生意做下來，時間長了往往就鬧出許多風波。

　　而徐家在官場上的影響力很大，所以這些官司的判決很多都偏向徐家。

　　“東翁，徐家的事兒最好還是先放放，徐閣老里居鄉(xiāng)里，這要是真查起來，事關重大，怕是要捅破天了。”

　　海瑞門下的師爺還在幫忙清理這些卷宗，看著海瑞愁眉不展于是就過來說道。

　　海瑞還未說話，那師爺又繼續(xù)說道：“還有東翁想要推行的一條鞭法，以某之見，最好也別實施。”

　　“為何？”

　　海瑞不解問道。

　　要知道江南地區(qū)推行一條鞭法是有很多成功案例可尋的，遠的不說就說現在，江西那邊就搞的很好。

　　之前他下江南時，江西的奏報都被登上邸報，傳遍大江南北。

　　“東翁，這桌上的狀子，還只是因為你“青天”之名就讓他們前來遞狀紙，要是再把一條鞭法在應天十府推行下去，怕是會出來鬧的更多，狀紙怕是這一屋子都裝不下了。”

　　那師爺也是為自己主家著想，所以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

　　至于原因，當然就是因為大明稅法的變化，對于田地主人產生的巨大影響。

　　“我知道江南投獻之風盛行，難道真有這么多？”

　　海瑞皺眉。

　　雖然是舉人，有官身，可從未給自己置辦田地，畢竟一直在外漂泊為官，購置田地對他來說也沒多大意思。

　　至今，海瑞也不過在老家有田地幾十畝而已，這也是為將來致仕后考慮才準備的。

　　“東翁有所不知，就我聽人說的，徐家產業(yè)之多令人咋舌，又說十余萬畝，甚至還更多。

　　這么多的土地，徐家憑什么掙下來的，還不就是周邊大戶投獻嗎？

　　這里的狀紙，涉及田地不過數千畝，還有幾十處買賣。

　　若是推行一條鞭法，怕是十萬畝也擋不住。”

　　那師爺壓低聲音說道。

　　“讓我再想想。”

　　海瑞低頭思考過后才說道：“狀子都整理好，我明日再看。”

　　說完話，海瑞就一步步緩緩走向后堂休息，不過也在權衡先前師爺所說之事。

　　在一條鞭法改革之前，朝廷和地方官府除了征收田賦外，還要征收徭役，如里甲、均瑤、雜役等。

　　由于徭役大多是按戶征派的，為了逃避沉重的賦役，江南地區(qū)的很多民戶選擇了投靠仕宦大族，改換姓氏，成為后者的“家人”或者說是“仆人”，由此雙方形成了主仆的關系。

　　這樣做的好處是，投獻一方脫離了原先的戶籍，寄籍于仕宦家，也就避免了徭役的征派，此后他不再交田稅，卻要向仕宦交租。

　　而受獻一方由于擁有優(yōu)免特權，故而逃過賦役，再加上飛酒、詭寄等手段的運用從而逃避田稅，可以攫取大量的經濟利益。

　　總之，它對投獻雙方均為有利，損害的只能是那些安分守己，又無法逃避賦役的普通民眾，因為他們會承受因為一部分人“投獻”而轉嫁過來賦役的負擔。

　　而一條鞭法改革包括“以概縣之田，承當概縣之役，從而廢除排甲輪役制”；“按畝征銀，差徭官自雇募，百姓免除了力差”等。

　　這樣，百姓只需要通過承擔力差的費用，就可以免予服徭役之苦。

　　要知道，賦稅只是要錢，可徭役卻是要命的活計。

　　在一條鞭法實施前，許多百姓就因為承擔徭役而困累而死，而這些人往往都是一家的頂梁柱。

　　頂梁柱倒了，一家人離家破人亡也就不遠了。

　　最可恨的還是，許多地方士紳就是利用手里的權利，往往在安排徭役的時候，把自己看中田地的主人安排最累最威險的差，通過這種方式兼并土地。

　　人在服徭役的時候出事兒，他們是不承擔任何責任的，都是各家自擔。

　　這樣的人家，為了活命，也就只有變賣土地一途，不過也就是能茍活一段時間而已。

　　因為他們耐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已經沒有了，只能做佃戶。

　　而在一條鞭法推出后，百姓就不用服徭役，只要能給出力差錢，官府收錢雇人做事，那人是生是死就和百姓無關。

　　既然不用擔心服徭役，那一旦海瑞在應天十府推出一條鞭法的政策后，必然就會有原來投獻的人家反悔。

　　要知道，他們投獻是為了躲避徭役，國家的賦稅其實并沒有少，只是變成了地租，甚至還是稍重一些的地租。

　　但是當增加的地租可以覆蓋賦稅和力差銀錢后，誰還愿意繼續(xù)過投獻的日子？

　　土地成為別人的，至少名義上土地的所有者是主家，自家還要一輩子做主家的奴仆？

　　因為投獻后，戶冊上已經沒有他們的名字，他們只是主家的仆人。

　　按照海瑞在幾個地方為官的經驗看，他知道師爺的話是有道理的。

　　一旦推出一條鞭法，許多投獻民戶就會出來鬧事，用狀告的方式成為徐家的佃戶，而不必是其家人就可以擺脫賦役的征收。

　　確認租佃關系的成立，轉而否認先前主仆關系的有效性。

　　可是海瑞也知道，站在徐階的立場上看，如果允許退田，他不僅將遭受經濟上的損失，還得接受名分上的改變，投獻者由“家人仆從”變成佃戶。

　　眾所周知，名分對于維護“名族”地位尤為重要，是區(qū)分“尊-卑”“貴-線”的標志，徐階肯定是不會接受的。

　　“賦役”這個詞，在古代要分開來看，賦是稅，役是役。

　　稅可以簡單理解為田稅，按照稅率有多少田就繳納多少稅，而役則是勞役、徭役這類。

　　而在明朝，士人雖然有優(yōu)免，但是朝廷免除的只是他們的雜役而不是全部賦稅，最起碼在朝堂上是這么說的。

　　最近的就是嘉靖二十四年時，朝廷還出臺優(yōu)免則例，特意確定了士人各級優(yōu)免額度。

　　京官一品優(yōu)免役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優(yōu)免役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舉、監(jiān)、生員優(yōu)免糧二石、丁二人；致仕優(yōu)免本品十分之七。

　　其中的人丁其實就是免役的人口，而優(yōu)免役糧則是折合田畝，因為大明把田地分為上、中、下三等，每個等級每畝地的田稅不同。

　　但是不管是什么等級的田地，反正就是免多少石糧食，那么就等于免多少田稅。

　　你家的田稅超過優(yōu)免役糧，自然就不用交田稅，但是超過部分就要繳納。

　　而且因為明朝的田稅很低，所以折合的田畝面積也是非常巨大，所以到了萬歷年間，新的優(yōu)免新例就更加明確了數字。

　　現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進士優(yōu)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未仕舉人優(yōu)免田一千二百畝；生員、監(jiān)生八十畝。

　　這個時候，朝廷發(fā)現有人利用田地等級說事兒，所以干脆就不說優(yōu)免糧，而是直接定下田地數量。

　　雖然朝廷有如此規(guī)定，可是卻并不耽誤士紳們拿著雞毛當令箭，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變動，適用范圍擴大，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敗壞，制度執(zhí)行力低下，士紳們暗地里還利用權能肥私，成功的將只免雜役后來變成“合法”的逃稅逃役。

　　其實優(yōu)免條例的變化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田稅是真的非常低，即便后來加了三餉，其實也不高。

　　而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國家，而在官員們上下其手貪污腐敗，地方官定下的各種雜稅和攤派比正稅要繳納的錢糧多得多，讓小民根本無法承受。

　　這些問題，海瑞也是一清二楚，可他也不能和體制作對，所以知道但也不能說。

　　經過一晚上的思考，海瑞依舊還是決心繼續(xù)推進應天府的一條鞭法，而對那些書案上的狀子，海瑞打算先壓著不管。

　　畢竟這些官司，其實都是下面官府已經審結的案子。

　　他們把狀子遞到自己手里，相當于上訴，自己可以選擇接，也可以不接。

　　再說，按理這些狀子遞交到按察司才是對的。

　　自己這應天巡撫，主要還是行政為主，而不是去查這些案子。

　　而接下來的風暴，海瑞在心里其實也有了應對，那是他當年在淳安等地任知縣時就想出的解決辦法-和稀泥。

　　投獻的土地全部追回？

　　不可能，因為這里面牽扯非常大，絕對不是一些人想的只要公正判罰就完了。

　　按照《大明律》，投獻行為其實是犯罪，不管是投獻人還是接受人，都要被追究責任。

　　特別是接受投獻的行為，按律是要被處以充軍刑罰的。

　　而誰可以接受投獻，自然是各地士紳，否則別人也沒這個機會。

　　所以，海瑞辦案，其實并非他能夠秉公執(zhí)法，而是在于他能在判決案件中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這樣兩邊都接受了，自然就認為他這個官做的好。

　　而對于徐家的案子，海瑞打算不管其他刑案，而是只針對徐家田地。

　　若是投獻的案子，他接，然后就按照田地糾紛進行處理，大事化小。

　　至于如何安撫兩方，最好的辦法就是“退半”。

　　有確實證據的自然是全退，但往往沒有，徐家畢竟不傻，是不會留下絲毫證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