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兩京制度其實很早就出現，早在明太祖朱元璋開國的時候，除了定都于南京，他還在開封弄了個“北京”，這也是明朝兩京制度的雛形。
后世都以為明朝兩京制度發(fā)起于朱棣，其實是錯怪他了。
朱元璋這一制度旨在解決明朝時期南北之間的資源分布矛盾，確保國家安寧，并嘗試在南北之間找到一種平衡，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重心南移和軍事力量北聚之間的矛盾，為明朝長期穩(wěn)定和發(fā)展奠定基礎。
但是后來朱元璋發(fā)現這樣的設定好像并沒有什么實際用處，就在洪武十一年，撤銷了開封京城的頭銜。
再后來燕王朱棣搞了一場靖難之役，搶了自己侄子建文帝的皇位。
但是朱棣進入南京后，“被迫”處理了一幫不肯降服的建文舊臣，弄得南京城人心惶惶。
等到朱棣在南京正式登基稱帝，他心里還一直不踏實，總覺得南京不如自己的根據地北平好。
于是朱棣果斷下旨，遷都北平，并將北平改名北京。
雖然北京成為了明朝新都，但是南京也還是名義上的都城，所以明朝在一段時間內，存在著兩個都城。
直到明英宗繼位后，才正式確立了北京“正都”和南京“留都”的地位，兩京制度也就此形成。
“留都”南京又到底起個什么作用呢？
簡單地說，就是管理著南方的這小半壁天下。
雖然南京沒有都城的名頭，但是南京的政府機構卻保留了下來。包括完善的六部制度和翰林院、督查院等重要機構，北京有的，南京全都有。
比如說南京六部，也算實權機構。
吏、戶、兵、工四部分別負責南京及其周邊各省的官吏考察、稅糧征收、地區(qū)守備和水利屯田等職責。
只有禮部和刑部有些尷尬，皇帝和朝廷都在北邊，禮樂制度和法律制定自然也輪不到南京的小朝廷。
所以南京禮、刑兩部的職能進行了弱化，只能管管南京禮制和治安方面的小事。
錢多事少官還大，整日悠閑自在，看似南京做官貌似很幸福才對，其實不然。
明朝南京里做官的大多都是什么人？
做事勸諫惹皇帝不開心，去南京做官。
辦事能力差，達不到皇帝要求的，去南京做官。
老得上朝都困難的，皇帝看著都急的，去南京做官。
可以說皇帝不想見的大臣，又不好查辦的，就去南京做官，所以南京還有一個頭銜“明朝專用養(yǎng)老機構”。
所以南京做官的這一群人，遠離權力中心，基本上政治前途已經破滅了，除了個別“咸魚”，其他的官員的內心都是非常痛苦，哪怕是從北京的二品，升到了南京的一品大員，那種心理落差也足以宣告一個人仕途理想的破滅。
現在朝廷貌似想取消這個養(yǎng)老院，可想而知那些不得志的官員會怎么想。
到時候民間傳播一些謠言，可不就壞了他們的名聲。
呂調陽把顧慮說出來以后，就看見魏廣德不斷點著頭，就知道他的話，魏廣德聽進去了，就是不知道張居正怎么看。
等他目光轉向張居正時就發(fā)現，他此時雙眉緊皺的樣子，心里不由一突。
是啊，這是張居正的想法，提出前肯定考慮了許多的。
呂調陽倒是不擔心自己的話得罪張居正，但是為這點小事兒也不值得。
于是，他就想著是不是說點什么找補一下，不過這時候魏廣德開口了。
“叔大兄，我覺得和卿兄的顧慮言之有理，若發(fā)布此事，怕是會在下面有不好的傳言。”
魏廣德這此地看法，確實和張居正相悖。
些許小事兒，完全不值當和天下官員斗。
去南京的，雖然清貴，可絕對不是好差事兒。
大家都不愿意去，你又何必如此限制南京的官位。
“有些事兒可以做，但沒必要拿出來說。”
最后，魏廣德意味深長對張居正說道。
其實，魏廣德的話已經很直白了，這個事兒可以實際操作，但沒必要公開行文，把他變成潛規(guī)則就好。
只是，張居正緊皺的雙眉依舊沒有舒展，顯然他對魏廣德的提議無動于衷，沒有要更改的意思。
實際上，張居正考慮的比魏廣德、呂調陽要深遠得多。
用南京官職做文章，不過是他第一次嘗試，把一些臺面下可以運行的東西，搬到臺面上來，形成制度。
是的，其實就是張居正對于大明官場很多潛規(guī)則改革的一次嘗試。
“潛規(guī)則”也叫“錢規(guī)則”，是當代歷史學家吳思在研究了明清歷史之后首次創(chuàng)建的這個名詞，并以此為書名全面闡述了明清的官場生態(tài)。
在此時，大家對這些規(guī)則都是心照不宣。
古代的“公務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從小就接受孔孟之道和四書五經的洗禮，并且他們每個人嘴里都高喊著“忠君愛民、清正廉明和仁義道德”。
當然，這些都是假大空的玩意兒，在他們背后卻另有著另外一套獨特的行為準則，這就是潛規(guī)則。
在官場上，干什么不用錢？
當官的又有誰不是為了錢？
從當官開始，升官、考核、社交沒有一個地方不用錢，大家的俸祿又那么低，一個月的俸祿都不夠隨一次份子的錢！不貪還能怎么辦？
再說這官是靠拿錢買著升上去的，不貪怎么撈回來本錢？
這就是潛規(guī)則形成的最初的邏輯，千里為官只為財，大家考功名就是奔著錢程來的。
所以，明朝潛規(guī)則第一條就出現了，不是讓大家貪錢，而是誰提反腐敗，誰遭殃。
此外明朝官場其實還有一條與眾不同的潛規(guī)則，那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在明朝，不作為，會被認為是公正，真正干事的人，多半沒有好下場。
因為真正干事的人，做事時難免有考慮不周的地方，由此就會有過。
有了過失，官位也就不保。
而在此以前，大明官場上，只要為官不犯錯，那基本上就是終身制，直到吏部考評認為你干不動了，才會把你撤職。
官員只要不犯錯哪怕無作為也不會降職，這種風氣使得官場越來越糅雜，人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大大降低了辦事效率。
說起來，這個潛規(guī)則最初形成，大部分人都認為和朱元璋發(fā)起的空印案有關系。
空印案是明朝洪武年間發(fā)生的一起著名案件，涉及在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的做法，最終導致大量官員被處決。
空印案的核心問題是明朝官員在處理財政賬目時采用的一種簡便方法，即在空白文書上預先蓋上印章，待實際使用時再填寫具體內容。
這種方法在當時被廣泛采用，以節(jié)省時間和精力，特別是在處理復雜的財政賬目時顯得尤為必要。
然而，這種方法被明太祖朱元璋視為官員可能利用空白文書進行舞弊的證據，因此他對采用這種做法的官員進行了嚴厲的懲罰。
由于空印案的發(fā)生，官員們對皇帝的權威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以至于在官場上形成了嚴格的潛規(guī)則，那就是官員們?yōu)榱吮苊庥|犯皇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事，寧愿不作為也不愿意主動做事。
不作為，最多被朱元璋認為不稱職，會被免職。
可做了事兒，有可能被老朱當成犯罪證據，直接拉出去咔擦了。
于是之后百多年時間里，官員們都默契的才有不作為的方式處理公務，在吏部、都察院考察的時候則揮舞黃白之物大肆賄賂，為自己謀前程。
而張居正在推動考成法后，不可避免的要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考評不過的官員是撤職還是調職。
張居正要把人撤職，勢必動了官員為官的潛規(guī)則。
畢竟，關于考成法的考評和京察等活動是不同的，而且是每年，每季都在進行。
官員只要不按時完成工作任務，隨時都可能因此被認為不合格，面臨被裁撤的風險。
對于潛規(guī)則，張居正是按照政治斗爭的辦法，拉一批打一批的辦法。
那就是想辦法廢除掉一些潛規(guī)則，同時也把一些無關緊要的潛規(guī)則，或者說已經沒法改變的潛規(guī)則扶正。
比如地方上的苛捐雜稅，都知道這些東西對朝廷危害巨大，可是卻是地方官府不可或缺的，任何人想要杜絕，那就是和全天下官員為敵。
這樣的東西，就是不能動的。
不僅不能動，還要想辦法洗白。
對此，張居正已經有了想法，那就是把民間反應最多的這些雜稅，揉進一條鞭法里，正稅雜稅混在一起，愚昧百姓也就不知道了。
這樣，在他治下的大明，杜絕了苛捐雜稅對百姓的侵害。
而對于像先前說的官員不作為的潛規(guī)則，在張居正眼里就是需要打破的。
實際上，張居正或許自己都不知道，他推進的考成法，其實和后世的KPI考核制度倒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只看數據，其他的不考慮。
在考成法實際實行中，由六部和都察院發(fā)布KPI指標和績效指標，給官員定下辦事規(guī)矩與做事期限。
這些官員做事的優(yōu)劣程度不僅僅取決于上司的評價，更加受到六科言官的糾察和彈劾，彈劾的內容以及上司的指標綜合評價都會影響并左右官員的獎懲和升遷。
當然所有的這一切制度的實行都受到內閣的統(tǒng)一管理和核查，這樣政令從發(fā)布到實施就都可管可控。
張居正有心要影響大明官場潛規(guī)則，自然就不是小事兒。
只是，這個心思他不打算告訴魏廣德和呂調陽。
在他們身后各自有一群追隨者，告訴他們怕不是會起反效果。
魏廣德可能認可他的嘗試，但他后面的人呢？
呂調陽的情況也類似，只不過實力沒有魏廣德那么大。
“你們的顧慮有理，不過我還是打算就此事奏報陛下。”
張居正的話，讓魏廣德不由得瞇起眼睛。
顯然，張居正是考慮周全了才提出此事的。
魏廣德不知道張居正這次嘗試的考慮，只覺得他是掌握權力以后，可能有點飄了，打算用這個事兒試探朝中百官的態(tài)度，以此作為評判，看哪些人支持他，哪些人反對他。
魏廣德看了眼呂調陽，他眼里盡是無奈。
張居正打定主意，魏、呂二人肯定很難說服，而且人家似乎也不算討論，而是直接和宮里商議。
首輔，自然是有這個權利的。
他是內閣和皇帝溝通的第一人，而且如果張居正事先和馮保通過氣，那這個事兒辦成的概率還很大。
魏廣德剛剛生起再勸說一二的心思也沒了，讓他和馮保去干吧，到時候朝野鬧起來才有意思，也是挫挫他銳氣的時候了。
魏廣德和張居正大部分時候保持合作關系，朝堂也算穩(wěn)定。
對于張居正今日無視他意見的做法，魏廣德只以為是他自認為可以掌控朝堂，可以拋開他魏廣德行事了。
兩人的關系，當然不算親密無間，不過是相互利用，有利用價值才能聚在一起。
魏廣德已經想好，坐看好戲就行了。
“善貸、和卿，你們今日處理的公文可有需要商議的。”
自己的事兒說完，張居正又開口問道。
魏廣德聞言，心里冷笑但是面上不顯，先看了眼呂調陽，見他也望過來，卻無其他動作，當即伸手從袖中摸出一份奏疏說道：“我這里有一份京營戎政、彰武伯楊炳議置造戰(zhàn)車的奏疏，兵部已經復議。”
說完話，魏廣德就把奏疏遞到張居正手中，請他翻看。
“京營戰(zhàn)車要一千一百四十輛？”
張居正只看到前面，就眉頭皺起。
好吧，現在工部的錢財，大多投向迦運河、漕運和水師，很多時候都要靠戶部支應才能應付各項開支。
現在兵部又要造戰(zhàn)車，數量還不少，到最后怕又是戶部貼補才行。
“是不是太多了？”
張居正皺眉問道。
“這是參考了薊遼車營配置才定下來的數，要成營還真得這么多。
不過好在此前工部督造過一批戰(zhàn)車，庫內應該還有些，倒不用全部新造。
有的，悉數發(fā)放京營，缺失部分工部加緊打造交付就是了。”
魏廣德解釋道。
現在朝廷里因為車營此前在薊鎮(zhèn)長城的表現，對于車營已經產生了迷之自信，認為大明已經找到了對付蒙古騎兵的辦法。
京官們?yōu)榱俗约旱陌参＃酱僦I也建立車營。
對此，魏廣德也樂見其成。
至于開銷，那是張居正和王國光，還有譚綸、朱衡的事兒，他們會去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