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馬回周橋！”

    得知天宣帝及宗室、王公大臣三千余眾前日就從汴梁西北的青城寨，被赤扈人押送北上，徐懷站在山崖之上半晌無語，臨了吩咐左右中止今日的行程，備馬隨他返回周橋。

    此時一條嶄新的驛道，銜接青衣嶺吳寨河東岸以及周橋淮水北岸的渡口；驛道從石門嶺東側通過，也將沿途包括石門嶺巡檢司在內的三處鄉(xiāng)司連接起來。

    這也是青衣嶺-周橋-羅山防線的西段部分，驛道從北往南約六十余里路程——防線的東段部分，從周橋沿淮河南岸直抵師溪河口東岸的羅山城，但這一段淮水走勢隨金牛嶺的山勢呈n字形迂回，總長逾兩百里。

    這虧得徐懷將羅山以東璜川、淮川、光山等光州地區(qū)交由荊湖北路都部署司所轄的宣威軍接手。

    荊湖北路位于大越腹地，長期以來駐泊禁軍規(guī)模，與京西南路相當，僅有三廂宣威軍禁旅七千余眾駐守江陵府、黃州等地。

    不過，在赤扈人南侵之后，荊湖北路就緊急從州縣征調兵馬，宣威軍及江陵府軍在景王南下襄陽之時，集結規(guī)模就超過兩萬。

    赤扈人再次南侵時，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劉獻都已經做好率部北上勤王的準備。

    奈何朝中議和派到最后時刻還指望能與赤扈人劃河而治，擔心召集勤王|兵馬會激怒赤扈人，破壞乞和，臨時傳檄江陵（荊州），嚴令劉獻不得擅自出兵北上。

    劉獻雖為士臣，但與顧蕃一樣，都有在邊州任事的履歷，對兵務還算熟稔，并非完全不識兵之人，才得以出任一路之經略安撫使主持軍政事務。

    景王南下襄陽之后，宣威軍合并南陽府軍擴編至兩萬人眾，劉獻則親率一萬兵馬進駐光州。

    與楚山行營虛外守內之策不同，劉獻親率主力直接渡淮，駐守淮河北岸的淮川城；在抵達淮川之后，劉獻進一步從南逃難民征募健勇，在短短一個月內，使得在光州境內的宣威軍兵馬規(guī)模到達兩萬。

    荊湖北路除了照前例向襄陽上繳一百萬貫錢糧外，其他糧秣錢賦皆可自支。

    而荊湖北路在合并隨、郢等州縣之后，計有一府十州，領七十余縣，人丁超過六百萬眾，又占據富庶的江漢平原，可以說是財大氣粗。

    不要說宣威軍擴編到三萬人了，就算擴編到五萬、八萬乃至十萬，荊湖北路也都承受得住。

    這是楚山此時遠遠所不及的。

    楚山目前除了直轄兩縣外，每年僅能從襄陽額外獲得五十萬貫軍資。

    眼下左右驍勝軍、左右宣武軍每年撥付的軍資補給，初定都是一百五十萬貫。

    而陜西、河洛兩地除了所轄之域，錢糧完全自留度支外，每年初定還將從川峽四路征調六百萬貫錢糧彌補不足。

    雖說魯王趙觀還沒有正式答應擁立景王趙湍登基，但其部主力兵馬在葛伯奕、韓時良、葛鈺等將的率領下，也從青州、齊州往徐州、壽春（壽州）一帶轉移；隨之是不計其數的民眾攜兒帶女搶渡淮河往南逃亡。

    與后世受黃河奪淮入侵的淮南不同，此時的淮南東路、淮南西路也是堪比荊湖、江東的富庶之地。

    倘若魯王一系能在徐州、壽春站穩(wěn)腳，以淮南之錢糧養(yǎng)十萬兵馬也是沒有問題的。

    相比較前朝，大越立朝一百多年以來，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區(qū)得到極大的發(fā)展。

    長江兩岸的農耕已經成體系的發(fā)展成一年兩熟甚至三熟制，畝產量是北方的三倍甚至更高；南方絲織、棉織業(yè)發(fā)達，造船業(yè)及沿海制鹽業(yè)獨樹一幟，制陶瓷器與銅鐵金銀在內的金屬冶煉全面超越北方；以杭州、泉州為中心的海外貿易也如火如涂；川峽四路的井鹽、蜀錦名聞天下，成都府早已發(fā)展成僅次于汴梁的超大型城池。

    單純從錢糧、丁戶來說，大越在河淮形勢糜爛之后，猶有足夠的軍事潛力挖掘出來去抗衡赤扈人。

    赤扈人消化河東、河北等地需要時間，后續(xù)還需要優(yōu)先解決側翼陜西兵馬的威脅，不得不在汴梁立偽帝李汲暫攝汴梁降臣降卒，控制糜爛不堪的河淮地區(qū)。

    這也給大越沿淮河一線組織防御、操練新軍贏得喘息之際。

    然而大越最終能否在淮河一線，與赤扈人形成制衡，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徐懷回到周橋，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劉獻派來的使者也剛剛趕到。

    劉獻在淮川也已得知赤扈人派兵馬押送天宣帝北上的消息，他要與從壽春返回的武威公趙翼，前來周橋與徐懷商議勸進之事。

    顧蕃率京西南路將吏于襄陽城北碼頭跪迎景王，已經算是為景王在襄陽登基鋪平最后一塊木板。

    包括徐懷在內，諸行營主將、諸路監(jiān)司近兩個月來都紛紛上表，勸景王登基繼統(tǒng)，及早以大越新君的名義統(tǒng)領抵御胡虜、收復中原大業(yè)，卻不為景王所納。

    此時天宣帝及嬪妃、帝姬、宗室子弟、王公大臣 王公大臣等三千余眾被赤扈人押送，離開汴梁渡河北上，很顯然是徐懷他們再次上表勸進的時機。

    而為社稷計，景王也不應該再拒絕眾臣勸立。

    劉獻作為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趙翼作為景王、魯王之外、碩果僅存的男性宗室成員，地位自然是在徐懷之上的。

    真要商議勸進之事，也應該是徐懷趕往淮川面見劉獻、趙翼。

    現在劉獻遣使趕來周橋，說他要與趙翼來周橋找徐懷商議勸進之事，徐懷也知道劉獻、趙翼實際是要來周橋與他會合，然后一道趕往襄陽，直接面見景王勸進。

    送走劉獻的使者，徐懷也將史軫、王舉、徐武磧、蘇老常等人招來商議事情，除了準備出行事宜，勸進表也得在周橋提前草擬好。

    草擬勸進表是史軫他們的拿手活，但史軫還要留在周橋主持諸多政務，徐懷不提前將勸進表準備好，他帶著一隊親衛(wèi)趕到襄陽，卻是要抓瞎了。

    荊湖北路經略安撫使劉獻、武威公趙翼次日午時就抵達周橋。

    周橋北岸此時已經修筑碼頭及一座簡易軍寨。

    照舊制，劉獻、武威公趙翼等人物出行隨扈儀從不得超過三十四人，徐懷地位不及劉獻、武威公趙翼，隨行儀從不得超過十七人。

    不過，現在是特殊時期，赤扈騎兵機動力極強，兩次南侵都是迂回作戰(zhàn)，長驅直入。

    因此景王趙湍在襄陽就定下新規(guī)，行營主將及諸路監(jiān)司有統(tǒng)兵之職的經略使、兵馬都部署、都總管級人物，即便前往襄陽，都可以帶上全部的親兵精銳，以便必要時手里還有一部精銳隨時可以調用。

    劉獻雖然地位比徐懷高，所領兵馬比楚山多，但荊湖嚴重缺乏軍馬。

    其從渡淮河到周橋的千余親兵精銳，鎧甲雖說鮮亮，但胯下戰(zhàn)馬實在不成什么樣子。

    而荊湖兵又不擅騎射，護送劉獻、趙翼前往襄陽的千余親衛(wèi)精銳，整體而言，軍容甚至還遠不如西軍所編騎兵嚴整。

    徐懷地位比劉獻不如，但這次也是正式從現有的諸部人馬里挑選一千精銳騎兵組建親衛(wèi)營，以王舉為親兵都指揮使，牛二、史琥、王章、烏敕海、季仲常、史雄、王峻等人為將，戰(zhàn)力之強，堪比赤扈人本族精銳，豈是其他部騎兵能比的？

    雖說楚山的騾馬資源也沒有那么寬裕，但親兵營也是保證每名將卒一匹戰(zhàn)騎一匹駝馬的配備。

    除了親兵營是騎兵編制外，天雄軍此時所編六廂人馬，也都各編一營三百騎兵，作為諸廂所獨立掌握的機動戰(zhàn)力，以確保每一廂人馬都要在在開曠地域與敵軍獨立作戰(zhàn)的能力。

    劉獻抵達周橋后，看到楚山軍容是滿心羨慕，在周橋短暫停留用宴時，多番提及要出資從楚山收購一批戰(zhàn)馬。

    然而整個南方，戰(zhàn)馬資源都極度緊缺。

    蕭林石率契丹殘族遷往秦州，曾獻上一萬匹戰(zhàn)馬，但給陜西、河洛分走五千匹戰(zhàn)馬。

    剩下五千匹戰(zhàn)馬都分給左右驍勝軍、左右宣武軍，現在荊湖、淮南就算拿出數倍錢糧，想要換一匹合格的戰(zhàn)馬也是極難。

    而楚山除了千余上等良馬分置山里各處草場伺養(yǎng)作為種|馬外，也僅有不到三千匹戰(zhàn)馬編入軍中，哪里有多余的騰給宣威軍？

    面對劉獻多番請求，徐懷也只能面不改色婉拒。

    武威公趙翼之前動身前往青州游說魯王趙觀，之后隨魯王趙觀一路轉移，經徐州最終落腳壽春。

    壽春那邊得知天宣帝及宗室被押送北上的消息，并不比楚山稍晚。

    魯王趙觀及楊茂彥、葛伯奕、汪伯潛、嚴時雍等人輾轉月余，率主力抵達壽春前后，也曾多次派人聯(lián)絡兩江、兩浙、兩湖諸路監(jiān)司尋求支持，但都吃了閉門羹。

    周鶴、高純年等人在士臣中的影響力不在汪伯潛、嚴時雍等人之下，何況汪伯潛、嚴時雍出汴梁傳詔，最終逃往魏州投奔魯王趙觀，有臨陣脫逃之嫌。

    當然，最關鍵的到這時候，南方諸路監(jiān)司官員再蠢，也能看到景王在襄陽形勢遠勝過魯王。

    該做怎樣的選擇，還需要問嗎？

    這時候魯王一系也意識到真要跟襄陽對立下去，不僅不可能贏得江浙兩湖川峽諸路監(jiān)司的支持，甚至連兩淮都保不住。

    倘若他們只能據淮河以北的殘地對抗赤扈人，甚至背后還有可能會受到來自襄陽的攻擊，誰都沒有信心能維持多久的形勢不崩潰。

    天宣帝被押送北上，他們預料到景王必然會借此機會登基繼統(tǒng)，他們也被迫放棄最后的堅持，決定擁立景王。

    只是他們對襄陽還是充滿戒心，魯王所書勸進表，也僅是著武威公趙翼帶去襄陽；魯王趙觀及楊茂彥、葛伯奕、嚴時雍等人則借口防務甚急，沒有一人愿意前往襄陽覲見景王，生怕被扣押在襄陽，想脫身都難